在中国，有这么一块土地，承载着人们最美好的想象。地理学家称她“水润”，文学家称她“诗性”，艺术家称她“意境”，经济学家称她“富庶”，而普通民众则称她“宜居”，这就是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江南。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就出自南宋大诗人范成大晚年编纂的《吴郡志》。
在昨天举行的“志说江南·2021苏州圆桌会议”上，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刘士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苏州不仅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江南文化中心城市。“我们要以‘沪苏同城化’为契机，推动江南诗性文化在与时代的结合中更加严谨和精密，构建新时代主题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体系。”刘士林说。
苏州是中国历史上的江南中心城市，也是当代长三角城市群的副中心城市。在古代江南地区，先后诞生了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四大名城，南京主要是政治中心城市，扬州是商业大都会，杭州在南宋时期的影响力一度超过苏州，但此后再次让位于苏州。总体上看，苏州不仅是古代中国的重要经济中心之一，也是最有影响力的江南文化中心城市。如范成大《吴郡志》说：“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刘士林表示，与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到不同程度冲击、破坏的其他江南城市不同，苏州是当今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繁荣、文化传承良好、最具发展韧性和可持续性的为数不多的城市之一。
刘士林说，从城市空间文脉传承上看，素有“园林甲天下”美誉的苏州，不仅在古代创造了“水陆并行双棋盘”的江南特色空间格局，还以全国唯一的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实现了传统空间的有机更新和良好传承。而一个城市传统和文明的延续，不仅体现在空间、布局、建筑等“物”的方面，更重要的、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人”，即在苏州人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言谈举止中，是否还能看到这个城市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性格。在“物是人非”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苏州是中国和长三角“见物又见人”的杰出代表。从历史上看，苏州人言语文雅、性情温和，从不显山露水，但把大生意（以沈万三为代表）、大学问（以顾炎武为代表）和大事业（以申时行为代表）都做到了极致，不仅书写了“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的人生奇观，也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评估士大夫生命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标准。
当下，不少历史文化名城门前冷落、经济凋敝而无力保护其传统文化，或是以财大气粗、暴发户的方式重建古代城市的“躯壳”，但对其蕴含的优秀文化传统及精神价值却全无会心。改革开放以来，苏州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创造了“张家港精神”“昆山之路”“园区经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等方面同样走在了全国前列。刘士林认为，尽管苏州的流动人口和原居民在数量上已平分秋色，但和很多快速发展的城市不同，苏州的文脉和精神不仅没有断裂或丧失，还完美同化了大量涌入的人口和异质生产生活要素。“我们可以把这种当代现象称为‘中外人口和要素的江南化与苏州化’。”刘士林说，“因此，我们不仅同意苏州人自己提出的‘苏州最江南’的说法，还认为姑苏文化从古至今都是江南诗性文化的代表形态。”
2021年，长三角地区的龙头城市上海和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苏州，开始联手谋划和推进“沪苏同城化”。刘士林认为，从城市史上看，近现代的上海主要是因“地利”而崛起，苏州则自古以人才辈出著称。从沪苏文化同城化发展角度，这也恰是上海及海派文化需要学习借鉴的。
刘士林告诉记者，对于上海而言，“经济太发达了，城市发展太快了，反而抽空了文化生产所需要的‘打一口深井’的土壤与条件”。同时，由于这一口“文化的深井”不是通过输入西方文化就可以解决的，因此在古代曾深深滋润了上海的江南文化，特别是近在咫尺、以苏州为母体的江南诗性文化，不仅应该成为海派文化创新发展最重要的推动力，同时也应该对西方化、时尚化、浅表化的海派文化发挥重要的矫正、协调和治理作用。“当然，文化交流从来不是单向度的，从两者相互促进的角度看，也可以上海的海派文化为苏州的江南文化灌注现代化、全球化的异质精神基因和文化气质，更好地推动江南诗性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刘士林说。
在刘士林看来，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诗性文化，是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本土思想文化谱系。以上海为龙头的现代都市文化，是中国文化谱系中和世界文化最为密切、矛盾最小、对话基础最好的新型国际文化形态。他表示，以“沪苏同城化”为契机，以深度推进江南诗性文化与海派文化的包容发展为中心，推动江南诗性文化在与时代的结合中更加严谨和精密，构建新时代主题更加鲜明、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精美的江南文化新体系，不仅有助于推动长三角区域文化传承创新和开放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和引导上海苏州及早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共同体”。
